现在的出租车已经不能当货车用了——遥想中关村起步的1993年，那里穿梭的黄色“面的”，仍然历历在目。

当然，现在的中关村商人已经很少“打车送货”了。从“游商”到“坐商”再到企业，中关村已经走过了20多年。尽管中关村的创业者们依然怀念那个北大刚刚推倒南墙的年代，并对回忆乐此不疲，但中关村的“进化”却不会因为怀旧者的惆怅，而放慢半点儿脚步。

电子一条街

老人张德清举着一张发黄的《科技日报》，上面的出版日期是1986年7月21日，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电子一条街”的报道，而他则是电子一条街上最早的电子市场——四海市场的创始人。

“四海市场最早是卖菜的。”张德清回忆。原来，1983年，四季青公社在今天中关村1号桥西北方向用一块土地搞蔬菜经营，但一年就亏损23万元，生存难以为继。1985年，身为市场经理的张德清发现，很多科技公司都缺乏销售门市的地址，于是，他打起了向外租赁营业店面的主意。

这一招儿很灵，包括中科院海淀区电脑系统公司在内的十几家电子生产企业，和张德清签订了租赁协议，彼时的张德清恐怕很难预料到，他会成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年代的重要起点之一。尽管这个市场在2000年修建四环路时就被拆除了。

在1985年以后的日子里，电子一条街蓬勃发展，这条街道的存在甚至直接促进了北京高新科技园区(即中关村科技园区前身)的设立。1987年，海淀区区供销社在今天中关村科贸中心的地址上，建设了一座三层的建筑。

后来，中国最早的一批IT企业的代表联想和四通先后入驻。但在此之前，北京市政府为了争取中央科技园区的政策待遇，还在这栋建筑当中，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海淀区科技经济横向联合成果展览会，当时的《人民日报》刊发系列报道，此后不久，北京高新技术科技园区正式获得中央批准，对于电子一条街的各种争论与非议，也戛然而止。

多年之后，这座三层的建筑物已经被拆除，变成了更高的中关村科贸中心，而那栋三层建筑的业主，如今也拥有了海龙大厦这样中关村地标式的物业。

大中关村年代

此后的中关村，俨然成为了一种符号。1999年，中央政府批准将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改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这一年以后，中关村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西城、丰台、海淀，“中关村科技园区”频繁“露面”。

曾经担任中关村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赵慕兰告诉记者，在大中关村的年代里，中关村最终形成了“一区七园”的格局，一区即是中关村科技园区，七园即是西城园、丰台园、上地园等非中关村地理区域的“园区”。

然而，这恰恰是中关村发展最为曲折的一段，“主要是行政权力的分工不明确，由于跨区设置，带来了在项目审批、规划、摆放等一系列问题上决策权的归属不清，究竟是中关村管委会决策，还是所在区政府决策，不清楚，双方往往要协商很久才行。”她向记者回忆道。

在这个年代里，中关村更像一个广告标签，成为了招商引资的一种名片，比起电子一条街年代的商业躁动，大中关村年代的关键词似乎应是“纠结”。

直到2004年底，北京市政府终于决心改变这一状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随之出炉，自那以后，中关村今后将实行属地管理，管委会将海淀、丰台等“一区七园”的部分规划、建设、设计等行政审批事项的市级管理和执行权下放给各园所在的区级工作部门，并且成立企业家咨询委员会，企业家在园区的规划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大中关村，此刻已经走到终点。

回归自由“原点”

“曾经的中关村，更大意义上是为了争取国家优惠政策的‘概念’，大家搭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真正的注重创新与研发，还是2004年以后的事情。”赵慕兰说。实际上，这让中关村重新回归到她起始的“自由原点”。

权力的争斗过后，中关村似乎重新回到了“企业”的手中，尽管海龙与鼎好依旧繁盛，但在这个年代里，中关村的主角是用友、Google这样的内外资企业，它们围绕在大学的周围，以企业的创新延续着自由，延续着中关村的发展历史。

在北大建校100年的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中关村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在那一年，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000万日元，要为北京大学修建一座校史博物馆，而这所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留过去百年的沧桑。

然而这样一来，又惹出问题。就像刘军宁当时在“北大百年同学会”演讲中的叹惋，“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中关村在这个年代里，也依旧需要最终明确自己的身份所在。

“在此之前，中国人一直习惯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吸取力量，最近20年则又事事依靠模棱两可。而现在，纯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立场上来说，中关村的自由精神，确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著名时政评论家凌志军，在面对记者如何看待当今中关村的存在意义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